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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档案编研与文学


来源:中山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发布日期:2014-07-24    作者:莫理生

    摘要:从我国古代档案编研着述出发,结合儒家文学观,谈论了文学在档案编研中的重要性。根据主次关系,分析了档案编研与文学的两种结合形式。档案编研原则的严格运用、纪传体的创造性运用与文学手法的适当运用,使《史记》成为档案编研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最后对发展“文档结合”的档案编研工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档案编研 文学 文史结合 史记 

 

    我国档案编研工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始,到《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汗牛充栋的各类史书,以及《通典》、《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和各朝皇帝实录等数不胜数的档案与史料汇编等[1],硕果累累,历代不衰,从而构筑成一座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而在这宝库中,又有着许多写得文采飞扬、动人心魄的优秀篇章,被视为文学中的瑰宝而千古传诵。

   一、文学在档案编研中的重要性

    重视文学是我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便高度概括了文学对人的道德修养和政治教化的重要功用。又如《论语·雍也》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和《左传·襄公二十年》中引孔子语“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进一步提出了文章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对立统一关系[2],文采对文章的重要性。这些精辟、经典的文学观点对后世读书人尤其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仕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但热衷于诗歌词赋方面的文学创作,而且在公文写作、书信交往、着书立说中也非常注重文采的运用。

    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赞扬《史记》,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纵观古今众多史书,其所以无法与《史记》比肩,皆因为“略输文采”也。可见,文学在档案编研尤其是编史修志中的重要性。对于这点,史学家们皆有共识,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史之为务,必藉于文”,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夫史可载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他们都是主张走史不离文、文史结合的路线。

    二、档案编研与文学相结合的两种形式

    (一)以档案编研为主,文学为辅的形式

    前文所提到的《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和《史记》等史书,它们的内容都是以记载历史真实性为主,文学性为辅的,文学只是一种修饰的手段,是为更好地记载史实服务的,所以它们都可以归属于档案编研产物的范畴 。然而,尽管文学只是处于辅的地位,但是当文与史高度融合后,所催化出来的文学价值并不一定逊色于史学价值,例如,《曹刿论战》、《齐桓公伐楚》、《邹忌讽齐王纳谏》、《唐雎不辱使命》等精彩篇章,都是优秀的先秦散文。文附史而扬,史因文而名,两者相得益彰。

    (二)以文学为主,档案编研为辅的形式

    围绕某个史实或历史人物,查找大量相关档案与史料,组织成一个专题的整体轮廓,再通过文学的想像和手法,把这一专题写成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以档案编研为辅,文学为主的另一种结合形式。这种形式最常见的是一些历史小说,例如姚雪垠利用明清两朝王府档案创作的《李自成》、二月河依据清史稿和康熙起居注等档案史料写成的《康熙大帝》、熊召政投入一百多万进行档案史料收集历时十年写就的《张居正》等。

    三、档案编研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史记》

    (一)档案编研原则的严格运用

    1.广泛收集大量丰富而翔实的档案史料原则

    《太史公自序》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迁顶继其父做了太史令后,得以掌管“石室金匮”这一汉朝宫廷保存档案与典籍的机构,从而为编写《史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虽然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战争致使大量文化典籍和史料毁坏、流失,但是汉武帝“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至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致使“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宫廷档案与汉初对文献的收集整理,使司马迁掌握了大量丰富而翔实的档案史料[3]。另外,司马迁还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搜集资料,二十岁就开始漫游四方,体察民情风俗,采访轶闻逸事,考证古迹旧址等,获得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2.尊重客观真实性的原则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之间的三千多年历史,既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贵族士大夫作传;也为社会下层的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商人、俳优等人作传,人事何其庞杂纷繁,然而,司马迁本着“御史铁笔”之风和实录精神,不媚上,不卑下,对人物的善恶忠奸、是非功过都一一作如实记录,力图还原历史真面目。比如,对汉武帝刘彻,既肯定了其驱逐匈奴、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也记述了其加重赋税、穷兵黩武、求仙访道的不恤民情、好大喜功、迷信荒唐的一面。所以,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赞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二)纪传体的创造性运用

    《史记》之前,史书的体例只有编年和国别两种,都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史官规范,这类体例有利于表现整个历史时代发展的脉络和状况,但却把人这一历史主体忽略了,无法完整反映某个历史主体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一生。为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理想,司马迁创造性地运用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对每个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与际遇进行独立表述,为其作传,使他们的历史形象完整地再现在世人面前。人物传记的成功取决于是否写得传神,因此,必然要求采取适当的文学手法来刻画人物的形象性和真实性,从性格、心理和言行等各方面把历史人物写活,从而赋予历史着作丰富的文学性,使《史记》的历史性与文学性的高度融合成为一种必然。

    (三)文学手法的适当运用

    《史记》的文学手法运用综合全面、灵活多变,比如对比、烘托、抒情、“太史公曰”式议论、心理描写等,其中有三点较为突出。其一,通过人物语言塑造人物性格。既利用其他人物的议论、评价,一针见血地点出人物的特点,如《汲黯列传》中汲黯说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又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陈丞相世家》中陈平一声长叹:“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充分体现其远大抱负。其二,丰富多彩的细节描写。不同以往史书,司马迁非常重视细节描写,如陈涉佣耕时的叹息、刘邦微寒时的豪放无赖、项羽末途时的悲歌别姬、张良为圯上老者取履、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等,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三,对不同历史人物性格与命运,采用不同文章风格。司马迁在语言与散文艺术上具有很深的造诣,他笔下的人物传记风格多姿多彩,有的如同波澜起伏的小说,如《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有的像是优美抒情的散文,如《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有的好比幽默诙谐的小品,如《万石张叔列传》等。

    四、对发展“文档结合”的档案编研工作的思考

    纵观现代的档案管理机构与部门,档案工作者普遍忽视文学在档案编研中的重要性,大多档案编研产物都缺少文采,以文学为辅的成功的档案编研着作犹如凤毛麟角。这是值得引起重视并需要加以改进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面对领导者与决策者,没有文采的档案编研着作,读之无味,会削弱其资政作用;其二,面对广大社会读者,没有文采的档案编研着作,读之生厌,会影响其教化作用,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那么,立足于档案工作,我们应当如何促进“文档结合”(档案编研与文学的结合),发展文档结合的档案编研工作呢?笔者认为,首先,必须加强文档结合的档案编研意识。档案编研工作一直存在重编轻研、重史轻文的现象,从而导致档案编研产物普遍质量不高、功用不大、影响力弱,这严重阻碍了档案编研工作自身的发展,使其无法跟上信息时代对档案资源的大量需求。所以,有必要重新认识文学在档案编研中的重要作用,确立文档结合的档案编研路线。其次,努力提高档案编研工作者的文学修养。可以针对档案编研工作者,举办一些文学方面的培训班与讲座;也可以直接吸收一些文学人才到档案编研工作的队伍中来。再次,采取一些促进文档结合的档案编研工作的有效措施。比如,加强档案机构与历史学家、作家、方志办、高校等个人与单位的合作,联合开展文档结合的档案编研项目;设立一些文档结合的档案编研方面的科研项目等。

 

 

参考文献:

[1]于冬燕.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兴盛的社会文化渊源[J].山西档案,1998(1).

[2]王伟康.试论孔子的文艺观[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

[3]贺玲.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档案文献编纂原则[J].管子学刊,2006(4).